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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天地

写实与幽默 —— 冰凌小说艺术论

时间:2020/7/26 23:25:42   作者:苏文菁   来源:中非日报   阅读:19226   评论:0
内容摘要:文:苏文菁自从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汉语作家就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进行写作。同时,中国在海外的离散族群也在 20 世纪以来的全球化中不断扩张①,汉语写作因而也必然成为国际化的文化现象。在这样的视野上来看旅美作家冰凌的幽默小说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对于“旅美作家...
    文:苏文菁
    自从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汉语作家就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进行写作。同时,中国在海外的离散族群也在 20 世纪以来的全球化中不断扩张,汉语写作因而也必然成为国际化的文化现象。在这样的视野上来看旅美作家冰凌的幽默小说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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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旅美作家”而言,冰凌有些特别:他在旅居美国之前已在国内写作圈颇有名气了,与那些由于移民而产生的“文化休克”、进而发展为“文化自觉”的汉语写作者不同。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文学创作与其他的人类生存技能一样是需要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学习、训练而获得的。我  们并不因为强调了作家后天习得的重要作用就忽略了对作家个人才能与秉性的重视。在此,只是强调每个作家文化资源或者说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对于 20 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汉语作家的写作资源来看,写实主义是最重要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既有中国传统文学、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包括了从国外译介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文学传统。从冰凌的小说创作中, 我们更多的感受到的是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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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凌的小说大多是写实性的,以写实的手法展现“人性”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的独特表现。冰凌小说创作的写实首先体现在其小说的时代性上,这种时代性是历史过程在某一时空的独特形态,也就是冰凌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上个世纪 60原90 年代;空间就是中国大陆。冰凌是上个世纪50 年代生人。60原70 年代正是他们这一代人“阳光灿烂”以及在“广阔天地”的日子;70年代末、80 年代初,他们“回城”、成家立业,感受着在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里“家”与“业”的微妙关系。90 年代,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发展,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加入了“洋插队”的行列,到异国他乡开创另一番事业。冰凌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成为“洋插队”的一员。这一代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绝妙的故事, 他们的人生之途在一种不断地被否定、被轰毁的过程中坚守。而且,由于这几十年间社会价值的急剧变动,语言作为价值的直接表达形态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在不同的语言形态里,表现着人性的变化。冰凌小说的时代性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表现在对特定时代的特定语言的“戏拟”之中。冰凌在“回忆”的写作过程中,作为那一代人的精神代言者,本该有很多的怨气与诉求的,这种 “怨气与诉求”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控诉型的、反思型的,也可以如冰凌的写作策略——“戏拟”,在写作时努力做到“客观”:按照当时的价值标准来组织语言,给读者“保留”一份那个时代的时代性。特别是记载文革时期与上山下乡时期的作品。如记载文革期间中学生生活的《往事》(1988 年)、《成书豪》(1992 年)、《婚夜》(1997 年)就是这样的短篇。反映文革对中国大陆普通百姓的伤害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内容,而且出现了若干的模式与经典,冰凌作为新时期开始发表作品的作家,如何避免相同题材上写作的固定模式是需要认真面对的。在新时期的“反思文学”里,刘心武的 《班主任》 无疑的是一个里程碑,刘心武的 《班主任》 从教师的视野来写那个时代中学生的“荒唐”,从反思的角度来写,批判的氛围弥漫在字里行间。同时,卢新华的《伤痕》 又建立起另一种新时期文学的模本,《伤痕》 中的语言满是“控诉”。冰凌的同题材创作必须在“如何写”上有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于是,读者看到在叙述角度上,冰凌的小说在学生的视角里展开,且使用第一人称的、符合当事人判断的叙述方式。这种写法更有利于营造“客观”的“现场感”。《往事》 讲的是文革期间,某中学按照“五七指示”舆开门办学,带领高一学生参观畜牧场对母牛进行人工授精的事。小说的叙事语言一开篇就力图“模仿”当时的价值:“我们高一连级是历年六好连段,挖防空壕备战、开展大批判、上北峰分校劳动、到校开工厂学工等等,样样打先锋。”就连当时按军事化的模式管理学校、将“年级”改为“连级”,高一年级四个班就是一个“连”的编制,都    “保留”在叙事语言里。《成书豪》 里的成书豪是个爱上了同班女同学陈玲的中学生,由于偶然的一次灭火行动,成书豪成了英雄,得以成为当地的代表, 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此后成书豪就成为学校革委会的成员,但是热爱陈玲的心思依旧,终于因为写给陈玲的“情书”被公开而被红卫兵组织开除。冰凌在叙述成书豪与“我”讨论陈玲时说:
       “……她那个眼睛,太、太、太好看了!比李铁梅还好看。我一看到她的眼睛,甘愿当王连举,举双手投降,交出那个密电码。太好看了。”    “我”严肃的回答:“怎么能拿她和李铁梅比?李铁梅是革命的后代、红色接班人!她陈玲是什么人?资本家的女儿!”当成书豪认为只是将她们的眼睛相比时,“我”气愤地说:“眼睛也不能比。李铁梅眼睛很大,而且很明亮,闪耀着无产阶级的光芒。陈玲的眼睛大是大,但是,迷迷糊糊……”。
   这种在“客观”的对话中展现出的对文革期间青春期学生的状态的感觉比“批判”性的语言的容量要大得多。《婚夜》 的内容就像标题所显示的,讲述了一对年青人的结婚之夜。  只是文革的特定时空赋予那一代人的“婚夜”以独一无二的形态:没有父母与亲友的祝福,没有鲜花与掌声;洞房是借来的工厂宿舍,喜酒是从延安带回来的河水。或许看看他们自拟的“结婚誓言”,就能够感受到那种独特的时代性了:
最高指示
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革命结合宣言书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许卫东、肖梅。我们出生在红色家庭——工人阶级家庭,我们全身流淌着无产阶级鲜红的热血。我们无限忠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赤胆忠心永不丢!
    今天,我们在敬爱的毛主席像前结合了,这是革命的结合!胜利的结合!我们庄严地宣誓:
    在今后的革命征途中,我们仍将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大造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大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让一个红彤彤的中国永远矗立在世界的中心!
    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这两位主人翁“许卫东”与“肖梅”,在几分钟之前还是“甫卫东”与“钱小梅”呢。将“甫卫东”改为“许卫东”是因为甫卫东有可能与“甫志高” 一个派别,而许卫东就是“许云峰”的派别了。在文革期间,中国大陆这类的“改名换姓”又何止是他们呢。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里,这种结婚誓言都是独一无二的。
    冰凌小说写实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对中国特定社会结构的深刻体会上。从传统来看,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人性在“官”以及所形成的“官文化现象”中最容易展露出来。冰凌的小说有相当部分的主题正是选择了“官场”这一块试金石来考量人性的。如果将冰凌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就更显其创作里展现的中国文化之东方特色了。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如果我们比照各国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状态,我们就能够发现 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的不同。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与俄国官僚制度的关系使得俄国文学出现了一系列其他欧洲文学少有的人物形象:“小人物”。与 19 世纪英国文学中那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孤儿、工人不同,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远不是生活在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民众;他们是俄国官僚体系里最底层的一群官场的挤压者。冰凌的小说在这方面不仅很得俄罗斯 19 世纪作家的真谛;而且在表现的层面上更为细腻与多样。我们在冰凌的小说里可以看到这样几种“官文化”的形态:第一,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恐惧、依赖、曲意逢迎。第二,上级官员 (机构) 对下级官员 (机构) 的趾高气扬。第三,官意识对同级职员的影响。第四,“官文化”所“养育”的无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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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方文化的制度体系里,社会底层的劳动民众与官僚体系的对立无疑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外,东方的制度在官僚体系中尚存在着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矛盾。冰凌创作于 1987 年的《老段》就是一篇中国式的 《小公务员之死》。普通职员、宣传科干事老段 20 多年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一家四代六口还挤在 26 年前结婚的一间楼板房里。单位的新楼落成了,老段“意外”地分到了东头的、四间一厅的大套房。段家老少欢喜若狂,搬进了新家。可是, 第一天就让老段开始担心,一家人在楼板房住习惯了,楼下住的又是一般的同事,各种生活噪音自然生成;可现在楼下住的是夏副经理、是领导啊。乔迁的当晚,儿子就把脸盆碰到地上了,使得老段一阵心烦,与家里人说了现在楼下是“夏副经理”与原来是“小孙”的不同。第二天一早,段妻在阳台上劈木柴,老段吓坏了,“老段怔怔站着,头脑里映出夏副经理,从深睡中惊醒,皱眉、摇头、叹息。他提心吊胆熬着早晨。上班时,他一直呆在办公室里,不敢走动,生怕碰见夏副经理。”当天晚上,当段妻推动缝纫机时,老段惊得是“手指颤抖”,“头脑里映出夏副经理,正坐在电视机前,皱眉、摇头、恼怒。”老段觉得这太不像话了,要去向楼下的领导道歉。与 《小公务员之死》 里的主人公不同的是,老段“得罪”领导的感情远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切尔维亚科夫只要上司一句明确的表示原谅的话就可以心安了,而老段的心理就要复杂得多了。请看老段,穿好衣服,开门下楼,就在老段屈指欲敲时,“他仿佛看见夏副经理拉开门,两眼冒火,怒视着他。他心里一阵颤抖,一个转身,匆匆上楼。”一家四代六口大活人,有老有少,多少总是会闹出一点声音来的。而老段是“又气又急,双疾攻心,人日见消瘦。”而夏副经理也怪,不仅没有发怒抱怨之意;而且遇到老段,不是点点头,就是笑一笑。这让老段更加恐慌。“夜里,老段常常苦想,而且越想越怕:‘他心里肯定非常讨厌我,对我印象肯定非常糟糕。我……全完了……’。”老段的这种内心自我折磨实在是一种漫长的苦难过程。终于,老段在儿子哑铃与地板的撞击声里病倒了。最后,与切尔维亚科夫被上司训斥后死了的结局不同的是,老段在昏迷中觉得自己搬回了板楼房,“他在板楼房里大步走来走去,望着小外孙踢痰盂。痰盂在地板上‘哐啷哐啷’飞滚。”如果说 《老段》 从官场小人物的立场表现他们的卑微、悲剧性的生活与心理的话;那么,《棋赛轶事》(1989 年)就是从“局长”的立场勾勒出属下对上司的曲意逢迎。因为是局长,在局里的围棋赛里自然是连年“夺冠”,现在已经是“四连冠”了。好在这位就要离休的局长大人十分了解官场游戏原则,当围棋协会主席说:“离休了还可以参加棋赛嘛。明年,我们还请您来参加”时,局长说:“参加可以,不过,那就下不过你们啰。”在官本位的体制里,任何技术、才能都要让位于“官位”。行政职务就是一切、就是硬道理,池局长的棋艺未必明年就不如今年,问题在于明年他不是局长了,“第一名”的殊荣自然就不属于他了。如果说《老段》 与 《棋赛轶事》 从不同的层面表现了上司与小职员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官场上的正副职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傅经理与郑副经理》(1989 年)就是一个典型的横剖面:傅经理是正经理、行政第一把手,但在口语里却“降半级”,给人以“(傅) 副经理”之嫌;而郑副经理却相反,郑经理就是“(郑) 正经理”,这种口语里的“升级”之感他是不拒绝的。如果两位经理不是共时性地出现在同一个场面的话, 这种称呼或许不会闯祸。但是,有一天,当办公室职员小佘向省里派来的调查组如此称呼时可就大祸临头了。当晚,小佘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到傅经理的家中做深刻的检查,“傅经理见泪心软,一挥手:‘算了!回去写一个检查,交你们主任。’”从此,全公司职员都知道,哪怕在非正式场合也不能“傅——副”、“郑——正”的喊了。
    在这样的体制文化里,上司 (级) 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威,这种传统社会里“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必然导致官僚体系中“上”与“下”的矛盾,就像果戈理在 《钦差大臣》 中所描写的一样:外省官僚对于京城官僚的代表 “钦差大臣”充满了防范心理与畏惧感。《会议情况》(1984 年)与创作于 1998 年的 《综合检查》 都是这方面题材的代表作。某主管科室召开会议,汇报昨天到各个工厂开设备会的情况;而全科室包括科长五人“汇报”的却是下厂吃喝的情况,是各厂的招待菜单与厨师手艺,以及闽菜菜系的特色及各种做法。第一个“汇报”的小马认为自己这次下厂是“亏了”:“真是活见鬼了,那个新上台的叫什么的厂长啊,连这点常识都不懂,中午每人半斤炒面,上面装模作样放一些肉丝,一桌一盆紫菜蛋花汤。笑话!简直是开天辟地!好了,下午啊,大家情绪全没了,我说这个厂长实在是……这还怎么领导改革?……”。照小马的逻辑,有“常识”的厂长就是要像其他的厂长一样,对于上级机关来的人一定要“招待好”:吃好、住好、拿好。而这种“吃好”的观念只是排场、体面的代名词,与是否营养、健康是无关的。这一点我们从后面几位小马同事的“汇报”中已经感受到了。而怪诞的是,这样的厂长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眼中就“无法领导改革”了。《综合检查》 讲的是街道办事处的几位管水电、管卫生、管消防,以及文明办、联防队的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一家菜馆的“预”综合检查。街道办的老罗说了:“最近,我们要对辖区内有关单位,进行综合检查。”这还不是正式的,只是预演,但是菜馆却也要奉上名酒佳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老罗却要“客气”一番,“老罗拦住戴经理,严肃道:‘这像话吗?我们是来检查工作的,怎么能大吃大喝?……’戴经理说:‘这些菜,就是我们菜馆的产品,各位不全面品尝,检查起来,心里就没数。’”当我们看到这里时,脑海里一定会闪现出 《钦差大臣》 里商人对假钦差大臣赫列斯达可夫状告市长安东的那一幕:为了搜刮商人们的财物,市长一家人每人每年都有好几个生日,更不用说各种的纪念日了;因为在这些日子里商人们都是要向市长“送礼祝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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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一切都在等级之中,同级的官员、职员,如何称呼、排序就是一门大学问了。《关于分杯子》(1985 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某电子技术公司新产品开发室的吴主任给开发室 16 位同事发了一个白瓷杯,由于杯子上编了号而闹了一场风波。因为“号码就标志着一个人的地位”,各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提出分杯子的方案,有职务的提“按职务高低来分”;年龄大的提“按年龄大小来分”;也有提“按姓氏笔划”的;也有提“按贡献大小”的;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提请公司党委讨论”。在最后采取的无记名投票方式中,却没有一种方法超过半数。吴主任只好把 16 个杯子锁进抽屉,反而一点事都没有。在这样的官僚体系里,官员并不需要多少的个人才能与人格魅力;高高在上的职位保证了官员的权威性。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 《复活》 里所批判的沙俄时期的官僚体系中的官员,他们不需要才能与个人人格魅力,只需要看得懂上面下发的公文,同时也能起草虽然有语法错误但是别人能够理解的文件。而在冰凌的小说里,许多官员——哪怕职位不高都不需要自己起草的“虽然有语法错误但是别人能够理解的文件”,因为有办公室或秘书代劳。领导、长官威严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可以在大会小会上做一些“报告”,《讲稿》(1989 年)与《又无题 》(1989 年)所截取的生活片段就与领导的讲话稿相关。《讲稿》 里的陶干事跑图书馆、查资料,一连写了八稿沙主任都不满意;最后陶干事赌气把第一稿又交了上去,却得到沙主任的赞赏。《又无题》 中果局长的各种讲话稿永远是一个版本,那就是“一个认识;两个提高;三个同步;四个目标;五件大事;六项任务;七个措施;八个解决……”。
    冰凌小说的写实性还表现在第三个层面,对人性更全面的展现,特别是对英雄人物的“弱化”描写。在 20 世纪汉语写作里,正面、英雄人物的描写有着固定的模式,那就是英雄的“刚性”描写:英雄生来就是英雄,没有过施展英雄行为中的偶尔怯弱,更没有英雄行为之后回忆的后怕、侥幸。在这样的写作环境中,冰凌的小说《老莫》(1986 年)显示了作者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冰凌的小说以短篇见长,《老莫》 可以算是一个小中篇了。全文八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里,老莫在上班的路上当了一回见义勇为的英雄:扭住撞倒行人的摩托车手,直到警察赶来;并将受伤的少妇送到医院。但是,在第二部分里,冰凌笔锋一转,让我们的英雄老莫一点都没有当英雄的感觉,反而被一种“后怕”的情绪牢牢的摄住了:肇事的摩托车手那两道发冷的目光不时地在脑海里闪过,那句“活得不耐烦了吧”也一直在老莫的耳边响起;老莫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老莫的这种情绪必须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那自然就是老谷了。老莫本期待老谷能够宽慰自己几句,不料听到的全是因“好打不平”、见义勇为而遭受暴力报复的事件。老莫是“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满眼一片血淋淋,手无举杯之力”。第三部分,作者给读者展现了在这种状态下,老莫回家之后的感受,自然对妻儿没有好脸色,连睡眠也被恶梦搅醒。死亡之感就在眼前;面对死亡,老莫心里反倒升起庄严的神圣感,“我这是为正义而死,跟革命烈士没什么两样”。连夜将白天的经历写成书面资料。第四部分则是老莫情绪的一大转折:局党委耿书记不仅表扬了老莫的行为,而且明确表态为老莫“撑腰”。老莫精神为之一振,不但工作干劲十足,且对死也毫无畏惧之感了。这种好心情并没有维系多久,第五部分,老莫参加一个下属单位员工的追悼会,“死变得非常现实具体,与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他真切感受到死的恐惧,眼前又晃起两道凶光”,这回老莫要“积极防备”,他认为武术是自我防身的重要手段。第六部分,老莫一早就到公园寻找速成的武术,最后,在一家“气功速成班”报了名。在第七部分,老莫感到逼近的危险了:一个胖子,戴着墨镜,老跟着他。虽然当晚一夜无事;但是,此后,老莫总觉得背后有人跟踪,“老莫天天提高警惕,加强防备,日夜不得安宁。他的神经似乎随时都要崩断”。在结束篇的第八部分,作者让老莫再一回“见义勇为”:在公共汽车上指认了小偷。“乡下老伯双手紧捏着手帕包,连连向老莫道谢。人们望着老莫,十分敬佩。老莫直立着, 全身仍在颤抖,热血沸腾。”可是,下了车后,“走了一程,老莫逐渐感到身上发冷……突然,老莫站住不动了。他的眼前晃起了两道冷光。他连忙闭起眼睛, 仰天长叹:‘我、我、我怎么又……又……’。”老莫就是这样的英雄:在一大群围观者都不愿意伸出援手的时候,是不年轻、也不魁梧的老莫站了出来。但是,他与我们在汉语文学里见惯的英雄又有多么的不同:他没有英雄气慨,没有豪  言壮语;在施行英雄行为时甚至无法做到理直气壮!我们暂且不论老莫生活的外在环境,而且老莫为之“站出来”也不是力挽狂澜、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汉语文学里,英雄所为大抵都要是这类事情,而老莫所做所为在我们的都市  生活里日日可见,只是一些“小事”。从中读者感受到的是作者冰凌对人性、生  活的别样感受:日常生活化的英雄与英雄人生的日常生活化。总之,是世俗化  的英雄,以及英雄的世俗化;这种英雄因而就成了我们的邻里,也就成了我们。 
    冰凌幽默小说的形态主要是“小”短篇。小小说并不因为文字少而易写。在文学作品中,与长、中、短篇小说并列,因其篇幅短而有别于其它小说,是小说序列中的微雕作品。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叙事作品,虽然在人类最早的神话史诗里就有其原初的形态,但其作为一种文类得到较大的发展却是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从技术上解放了人的繁重劳动,生活物质较农业社会更为丰富, 教育与出版作为产业成为了现实。这才使得“小说”的发展有了“作者——出版者——读者”的生存基础。特别是报刊业的发达,不仅使得“长篇连载”屡出佳作,更是促使了短篇小说、乃至于小小说的诞生。可以说,小小说是报刊繁荣与生活碎片化时代的产物;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其“小”不仅是较之其他小说篇幅上的“短”与容量上的“小”;更是一种描写上的“精”与主题上的“深”。小小说的“精”在于舍弃了对环境、情节的雕琢,“深”在对人物性格某一侧面的集中展现,是一种颇见生活洞察力与艺术概括力的小说形式。
写实与幽默_——_冰凌小说艺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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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凌小说的基调是幽默。幽默与讽刺、搞笑不同。如今我们谈的“幽默” 是个地道的外来词、humour 的音译。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同为闽籍旅美作家的林语堂向国人介绍了“幽默”,并与一批同仁创刊物、写文章,推介“幽默”文学、倡导“幽默”生活。在林语堂看来,幽默决不是语言表现的机警、俏皮与逗笑;幽默首先是一种人生观,林语堂在讨论孔子的幽默时,是这么认为的:“孔子自然是幽默的。论语一书,有很多他的幽默语,因为他脚踏实地,说很多入情入理的话。只惜前人理学气太厚,不曾懂得。他十四年间,游于宋、卫、陈、蔡之间,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总